“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种执念，我一定要成为医生”，傅佩芬说。1988年，傅佩芬考入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并在毕业后进入浙大一院工作，年少埋下的“医学种子”真正生根发芽了。
由于起初从医就是为了白血病，所以在入院初期，傅佩芬了血液科，但是却因缘际会被分配至医院的普外科。在普外科，傅佩芬对肝胆胰、胃肠及甲状腺、乳腺疾病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于自身的女性身份，很快她将目光准确锁定至乳腺领域。
傅佩芬用“天差地别”来形容30年前的乳腺癌就诊流程。“总体来说，诊断方法、手术方式及术后都很单一”，傅佩芬回忆。其一是诊断方法。上世纪90年代，浙大一院普外科还没有明确分设亚专科。作为乳腺疾病，在外科中微不足道。外科医生也不重视影像检查，很多乳房肿块，往往是通过医生手诊就直接手术了。
其次是方式。很多患者上手术台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肿块究竟是恶性还是良性。当术中病理冰冻发现是恶性以后，往往匆匆接受乳房全切的手术。至于患者的术后处理，则几乎为零，外科医生完成手术以后，不再关注她们的后续。“在手术切完全乳后，这些失去乳房的女性就流失在人群之中了”，傅佩芬说。
尽管这些年傅佩芬带领其团队想方设法地让乳腺癌手术进入“无痕时代”，但让傅佩芬一直苦恼的事情还是如何让这些患者真正听得进“保乳”的“声音”。对于保乳，许多患者谈之色变，她们形成的固定思维就是“全切乳房才能有望实现”。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傅佩芬谈及保乳之举难以推动时，用到了“双向”这个词。“两边都难以消化。一边是很多中国医生存在误解，乳房全切术可以减低癌症发作机率；另一边是犹豫不决的患者，她们认为带着一对生过乳腺癌的乳房生活，就像埋着不定时的‘炸弹’。”
面对这样的现状，傅佩芬很清晰地感觉到她和她的团队需要一批“保乳”成功的人来现身说法。为此，2012年，为了科普医学常识，她和团队着手创办了“伊俪沙龙”。“伊人”和“伉俪”是“伊俪沙龙”的核心要义，表现其对美的追求以及携手共进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