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
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早的书，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因此，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而要一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又通释群书，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如《经黄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还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